顾炎武的哲学思想总结
2025-12-03顾炎武的哲学思想总结（系列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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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仪器设备和计算机的发明，将人类文明带人了新领域，同时也促进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速度.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往很多受到环境和研究条件限制无法开展的实验研究，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甚至直接诞生了一门新的物理学分支计算物理学。
计算物理学的主要思想及研究过程如下.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受到研究主题和客观条件的特殊限制，无法或者难以对所研究的对象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基于对客观实际的观察和已经掌握的客观实际的基本特征情况进行科学抽象和理性推理加工，从中提炼出和客观实际相似或者能够反映客观实际运动情况的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模拟实验，得到一系列结果，并将结果推)、一到实际的原型中或者推)、一到新的实验观测中，以此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并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相关结论或者预测客观实际的某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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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是同步的、相互促进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把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完全对立起来。
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总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自然科学则反映自然界的某个领域，相对于哲学来讲，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范围明显较小.从反映的客观世界本质来讲，哲学反映的是客观世界最一般的规律，这种规律具有普遍性;而自然科学所反映的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规律，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特点.哲学的普遍性是对自然科学的个别性和特殊性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物理学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研究领域较窄，只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物理学研究的规律却体现着哲学的一般规律.物理学中的相变理论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竞争趋势，当其中的一种占据了优势，另一种就会变弱，但总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战胜另一种矛盾;而在不同的环境下，矛盾双方还会发生互换。
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高度的概括、推理及逻辑分析等.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具体的表现形式，研究方法也就有所不同，主要是观察、实验、模拟、数学分析和归纳总结等.对于物理学而言，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和模拟两类，当然也包括一些规律的总结.无论是真实的物理实验过程还是理论模拟计算，都受到环境限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开展的研究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数据和合理的推理总结和发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是一种普遍规律的特殊个性的表现。
个别的规律是在哲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也体现着哲学思想所反映的普遍性;而哲学所反映的一般普遍规律，不可能包罗万象，是对许多自然科学特殊和个别规律的高度概括，其中体现了自然科学丰富的特殊性，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每一次巨大困难的背后都蕴含着哲学思想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指导.在牛顿力学发展迅速的年代，物理学家形成了普遍机械论的观点，但是这种由运动物理得到的基本理论，在试图进行光学研究时遇到了巨大的挫折.物理学家在寻找物理思想和方法的同时，发现了两者的巨大差异，哲学的思想告诉科学家们自然界是相互联系，但是也存在区别，在联系中发现区别才能更好地概括物理规律.当人们无法解释麦克斯韦理论协变性的时候，人们引人了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想.首先引人以太的观点，试图赋予以太更多的性质来解释麦克斯韦方程的协变性规律，后来迈克尔逊在不断的实验过程中最终证明以太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律促进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提出，也进一步使物理学家反思历经时间验证的牛顿力学规律。
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正确的哲学思想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科研人员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将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和错误.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关于主体对客观世界认识出现偏差的情况，究其原因无不都是哲学思想出现了偏差.例如，在对光的认识上，一度出现了粒子学说和波动学说的对抗，经过上百年历史的争辩，最终在正确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物理学家提出了两者是一种共存的状态，无法将粒子性撇弃，也无法完全用波动学解释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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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一位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思想家。他决然不与宋君合作的态度，他在妻子去世后“鼓盆而歌”异乎常人的举动，充分显示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不仅一般的生活是无聊的，即使南面为君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及各级官吏，其生活也是无聊的，对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才是他的最高理想。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庄子追求生命自由的哲学特质作粗浅分析。
“道”是《庄子》中的基本概念，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庄子》基本继承了《老子》中“道”的思想，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①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从主体上升为一种宇宙的精神。庄子把道和人紧密结合，使道成为人生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运动的法则，“道”是无形相的，在时空上是无生灭的。“道”的特点，具有绝对性，创造性，永存性，普遍性，无为性。“道”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无为”形容道的幽隐寂静，“无形”形容道的超乎名相。道虽然幽隐寂静，却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验（“有信”）所以具有绝对性；道具有创造性，“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品位上与时秩上都先于天地鬼神，是产生万物的最后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出上古而不为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故具有永存性；“道”遍及六合四方，“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又具有普遍性；“道”还具有无为性，道无为而万物自化，“杀生者不死，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生生者不生”②，万物常因特殊的际遇而兴起而消失，道运作万物而自身却永不消失。庄子详细地阐述“道”，向世人宣告自已体悟的宇宙观，这也正是他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础，要达到生命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深刻体悟“道”这个基本的范畴。
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人被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宇宙我的体现。宇宙我的体现，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超越的意义，在于扬弃与提升，扬弃俗世的价值，而提升到更高更辽阔的精神领域中。“不从事于务”，即扬弃利禄、名位，权势，毁誉之俗世活动。“游乎尘垢之外”、“游乎四海之外”、“出六极之外”，心灵活动超出于物质世界形相之拘限，冲破现实的藩篱而精神上达。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做无待呢?那就是“心斋”与“坐忘”。“心斋”，庄子解释为“若一志，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③。“虚”即虚无，指无执无为的心境而言。“心斋”作为方法，是一个“致虚”、“守静”的过程，亦即去执去为过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虚”。“一志”者，义为专一心灵，神不外驰，不为外物所动。这一过程同时是“唯道集虚”的过程。道之性为虚，冲虚自然。人要“体道”，心灵也要冲虚自然。这一虚静之心是需要不断地化欲，反复提升的。在《人世间》篇中，庄子认为心不断地集虚，则可以“虚实生白”，使之呈现为一种虚灵空白、无执无著、自然无为的状态，即与道合一之境。“忘”是对外物的超越，“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大宗师》曰：“堕肢体，黔聪明，离形去知”，即忘掉形体，消除欲心。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驰心外求，故需返归自观。庄子所说的这两种“执”如同佛学所说的“法执”和“我执”，“忘”的过程就是去掉“二执”的过程。外忘于物，内忘于我。内外俱忘，即为至境。庄子在谈论“心斋”时说：“闻以有翼者飞，未闻以无翼者飞”。谈论“忘”时，把“坐忘”称为“同于大通”。庄子反对“以有翼者飞”，赞成“以无翼者飞”。有翼之飞受肉体的局限和外部条件的束缚，因而是有待的。“无翼”是对外物和自我之执的化解，唯其如此，才能“游无穷”，实现自由。“同于大通”亦即“同于大道”。道是大通的，意即通达无阻、所在皆顺之意思。主体与道为一，则无往不通，来去无滞，自由自在。
“逍遥游”才是“无所待”的自由即绝对的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逍遥”一词始见于《诗经》，“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桧风羔裘》）“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小雅白驹》）意即“到处游逛”。但庄子首次作为哲学概念使用。对于“逍遥游”支道林这样解释：“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遥然靡不适。”④“可见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人道合一后实现了对人生各种困境的超越的忘物忘我、无功无名无己、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超越了一切，无时空之限，无是非之辩，解决了人生一切苦难，内心充溢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喜悦和快感。这是人生最佳的境界。在庄子看来，只有无己的至人（真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于无何有之，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⑤到达这种境界便能和天地万物同体而无偏私，和天地万物融化而不偏执，“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便是大通境界的写照。
庄子认为，人生问题的`产生，源于人的“成见”，世人站在自我的立场对万物加以分别与追逐，不但引起内心欲望的膨胀而劳神伤体，还引起无休止的纷争乃至战争。要想在纷繁的现实面前不动心，使心灵在无限中遨翔，就要从自我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心灵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做到和是非，齐万物，泯生死。万物始于“无”，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应顺应自然。既因自然而生，便无是非真假之争、死生物我之辨。一切源于道，故“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的种种差别不过是世人的一已成见，它们其实各禀自然之形、之性，并无大小寿夭之别。“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⑥世间本无是非，“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土，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⑦如果“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则一切是非之辨都不攻自破了。至于死生之辨，庄子认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⑧这是说人不必畏惧死亡。庄子进一步又说明了死不但不可怕，而且和生一样，是自然的安排与规律，人要安然顺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⑨所以要“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承认万物齐一，社会中的贵贱、富贫、荣辱、是非、名利、得失、生死都成为了可以退忘、遗弃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在动荡之中不动心，永远保持虚静、逍遥的境界。
庄子认为走向逍遥莫过于安时处顺、委运任化。安时才能随顺事物的变化，精神体会到自由的满足，并通过化执的来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人生所面临的生死、贫富、穷达等问题，存在于现实界，属于有。但庄子超越并不疏离于现实，隔绝于现实。从庄子哲学的本质看，它不主张两方面的割裂。这意味着，庄子哲学是不离现实有而另求空，不离现实而求自由，这是安时即自由更深一层的义蕴。庄子哲学的这一义蕴，建立在它对道与万物关系的理解上。在庄子哲学那里，道无疑是超越的，它“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圆满自足，为万物之本；但又是非超越的，诚如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所说的那样，它“在太极之先”、“在六极之下”，既内存于万物，又遍存于万物。《庄子》外篇《知北游》对道体的这一特点说得更明白。道“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但它又是“周遍咸”，“无所不在”，它存在于“蝼蚁”、“瓦盆”、“屎溺”等具体事物中。庄子这一本体论观念，决定着对规律与自由关系的特定理解。“体道”表现为对“物”的超越，但又不是离“物”而求超越，而是在“物”中求超越。“物”代表俗谛的有，无待的自由则是胜义谛的无。因而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的自由之境既超越于物，又不离物，它存在于现实之中。庄子主张有不离无，无不离有，即有即空，空有不二。这就意味着，必须不离规律而求超越，不离现实而求理想。也就是说，超越即在规律中，超越即在现象中，理想即在现实中。这就是”命”与“逍遥”的合一，规律与自由的合一，亦即安时处顺的根本义蕴所在。
人的一生面临着种种问题，有些确实是人力无可奈何的，但追求自由乃人的本性所在。庄子正是从人类生存的根源处揭示了这一矛盾。对此，庄子主张“安命”，采取不执的人生态度。心不受外物所牵，即可享受自由的快乐。这种追求自由的方式，虽然在实然领域并没有消除矛盾。但在超然领域又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解决，正如佛教所言，烦恼即是菩提。一念悟即是佛。人生需要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它可以化解人的结缚，平衡人的心灵，使人从欲望的牵引中解脱出来。庄子的心境说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它为人类如何生存指明了一条路径。在我们所处向市场经济大转变的现实社会之中，人们所缺乏的并不是一种对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竞争意识，许多人溺于无止境的五欲的满足而不能自拔，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从欲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逍遥自由的精神。这正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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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物理学、理论力学、物理化学)、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 。由于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保守的政治态度、非凡的学术才干、秉直而倔强的个性，他生前受到法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一些当权人物的排斥与迫害，很不得志。在他死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似乎被西方世界“遗忘”了。在我国学术界，人们多年来对他所知无几，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以讹传讹了几十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误译为“杜恒”)。其实，迪昂是科学思想界中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由于迪昂长期在科学前沿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又对科学发展史(尤其是中世纪的科学史)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成为他的科学哲学思想的丰富源泉。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1906年出版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 一书中。这是现代科学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中的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新鲜的和激动人心的。下面，我想以此书为主，简要论述一下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
一、物理学理论的目的
在迪昂所处的时代，关于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物理学理论就其对象而言是解释(说明)在实验上已经确立的一组定律；也有人认为，物理学理论是一种抽象系统，其目的是概括和在逻辑上分类一组实验定律，而不是标榜解释这些定律。
按照迪昂的观点，前一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迪昂看来，解释(explain或explicate，法文是explicate)就是剥去像面纱一样的覆盖在实在上的外观，以便看到赤裸裸的实在本身。但是，观察物理现象并不能使我们进入与隐藏在可感觉的外观之下的实在的关系之中，而只能使我们在特定的和具体的形体中理解可感觉的外观本身。此外，实验定律就其对象而言并不具有物质的实在性，它仅是以抽象的和具体的形式处理这些可感觉的外观。例如，弹奏和吹奏乐器，人们听到或强或弱、或高或低的声音，从而产生了声音感觉和音乐情感。这些特定的和具体的感觉经过我们智力的精心制作，形成了像强度、高音标准、八度音、和音、音色等普遍而抽象的概念。声学实验定律就是阐明这些概念和其他同样抽象而普遍的概念之间的恒定关系。而当物理学理论被看作解释时，那么，在每一个可感觉的外观被剥去，抓住物理实在之前，其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样一来，对于这样两个问题，即“存在与可感觉的外观不同的物质实在吗?”“这样的实在的本性是什么?”在实验方法中没有它们的来源。观察和实验只能得到可感觉的外观及其关系，而无法达到它们背后的实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超出了物理学方法所能达到的范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因此，如果物理学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实验定律，那么理论物理学就不是自主的科学，它就要从属于形而上学。倘若如此，物理学理论就不成其为受到普遍赞同的理论，因为把不同形而上学体系分开的观点就会扩散到物理学领域，从而形成深刻的分歧、尖锐的对立。事实上，形而上学体系并没有给出足够严格或足够详细的工具，从中能够推导出物理学理论的所有元素。因为关于物质真实本性的形而上学所提供的工具经常是否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笛卡儿主义者都否认空虚空间的可能性；牛顿主义者拒不承认不能还原为质点之间作用的力；原子论者和笛卡儿主义者否定任何超距作用等等。当情况否定敌对学派所提出的理论时，它们可以恰当地得到辩护；但是当我们希望推导物理学理论的原理时，它们则不结果了。物理学理论所求助的命题是形而上学无法提供的，从而对于该体系的信徒来说依然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东西总是形而上学宣称所给出的解释的基础。迪昂的结论是：即使没有形而上学体系也足以构造物理学理论。
迪昂从物理学理论的目的看到了它的真实本性，即物理学 理论不是隶属于形而上学系统的解释，而是从少数原理（假设）演绎出来的数学命题的系统，以便尽可能简单、尽可能完善、尽可能正确地描述一组实验事实。
要形成这样的物理学理论，迪昂认为必须通过以下四个相继的操作来完成。第一，我们选择自认为简单的性质描述我们所要描述的物理性质，其他性质可视为这些简单性质的组合。我们通过合适的测量方法使它们与一组数学符号、数字，大小对应。符号和性质之间没有内在的本质联系，符号只是约定的记号。例如，用摄氏温标测量的温度就是感觉经验所感知的冷暖的约定的、定量的描述。第二，我们选择少量的原理或假设，作为演绎的逻辑前提或理论的基础。它们仅仅是根据方便的需要和逻辑上的一致，把不同种类的符号和数量联系起来的命题，它们并不以任何方式宣称陈述了物体真实性质之间的真实关系。第三，根据数学分析法则把原理或假设结合在一起。理论家计算所依据的数量并非是物理实在，他们所使用的原理也并未陈述这些实在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符号化是可靠的，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第四，由第三种操作所引出的某些结论被“翻译”成物理学术语。也就是说，我们得到关于物体可测量特性、关于定义和测量这些性质的方法的新陈述，这些方法作为一种“词典”，可以帮助我们翻译。现在，这些新命题可以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由它们与实验是否相符，看其是好理论还是坏理论。简而言之，这四个基本的操作也就是：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选择假设；理论的数学展开；理论与实验的比较。
迪昂由此得出结论说，真正的理论不是给物理现象以与实在一致的解释的理论，它是以满意的方式表示一组实验定律的理论。虚假的理论不是试图在与实在相反的假定上建立的解释，它是一组并不与实验定律一致的理论。与实验一致是物理学理论真理性的惟一标准。
关于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迪昂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的。首先，他赞同马赫的观点 ，把理论视之为思维经济。他说：用定律代替具体的实验事实达到了经济；当我们的精神把实验定律浓缩为理论时，便是双倍的'经济。迪昂从中看到了物理科学进步的道路：实验家不断揭示出迄今未曾料到的、未形成新定律的事实，理论家通过构想更浓缩的表达、更经济的系统，使之有可能容纳这些获得的东西。物理学的发展刺激了“不厌倦提供的自然”和不希望“厌倦想像”的理性之间的持续斗争。其次，迪昂认为，理论不仅仅是实验定律的经济描述，它也是这些定律的分类。实验物理学向我们提供的是一堆杂乱的定律，没有用一种亲族的纽带把它们联结起来，常常是十分偶然的原因或相当表面的类似导致我们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可是，通过把原理与实验定律关联起来的演绎推理，理论便在定律之间建立了秩序和分类。它使某些定律汇集在一起，把它们密切地排列在同一个群中；它通过把其他定律放在离得很远的两个群中，从而把它们分开。这样的分类使知识可以被方便地使用、顺利地应用。迪昂从这种有秩序的分类中洞见到科学美。他说：秩序不论在哪里统治，都因之而产生美。理论不仅给出了物理定律群，而且它声称这些定律更容易运用、更方便、更有用，从而也更美。
这种审美情感并不是达到高级完善程度的理论所产生的惟一反作用，它还能使人们在理论中看到自然分类。迪昂指出，理论变得越完善，我们就越理解，理论使实验定律秩序化的逻辑秩序是本体秩序的反映；我们就越是觉得，它在观察资料中建立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就越是感到理论倾向于自然分类，而不是纯粹人为的系统。
理论形成自然分类的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论在实验之先。在这样的理论中，不仅每一个已知的实验定律被假设的推论所表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从假设中推出不与先前任何已知的实验定律对立的推论，它们描述了可能的实验定律。其中一些涉及到实际能够实现的情况，这些推论特别有趣，因为能够把它们交付事实检验。如果它们严格表示了支配这些事实的实验定律，那么该理论的价值将被扩大，该理论支配的领域将增添新定律。相反地，如果在这些推论中存在一个与事实全然不一致的理论，那么该理论就必须或多或少地受到修正，或者也许要被完全抛弃。
作为纯粹人为的系统的理论对不可见实在之间的真实关系没有任何暗示，这种理论不会进一步预言新定律。而作为自然分类的理论表示了事物之间深刻的真实的关系，它的推论在经验之先，并能激起新定律的发现。由此可见，自然分类这一特征是由在还没有被发现的实验定律之先的理论的多产性标志的，这增强了我们的下述信念：我们的理性在抽象的概念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迪昂关于越完善的理论越倾向于自然分类的思想是颇有启发性的。
由于自然分类在各种实验定律之间建立了一种作为真实秩序的图像和反映的逻辑协调，从而把脱离我们的实在组织起来，构成能够启发新发现的、富有成效的理论。因此，迪昂认为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就是变成自然分类。
迪昂考察了已有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往昔的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理论本性的观点，他辨认出它们实际上是由两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其一是描述部分，它是为分类定律而提出的；其二是解释部分，它是为把握潜藏在现象深处的实在而提出的。有人认为，解释部分是描述部分存在的根据，是描述部分成长的种子或是养育它发展的根。迪昂强调指出，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几乎总是十分脆弱和十分人为的。描述部分就其自身而言，是由于理论物理学的合适的、自主的方法发展的；而解释部分则像寄生物一样附着在这种充分形成的有机体(描述部分)上。
迪昂进而指出，理论具有的功能和多产性，并不归因子解释部分，理论中的每一种好东西(如理论在实验之先的功能)都能在描述部分中找到。这一切都是在物理学家忘记探索解释的情况下发生的。另一方面，虚假的、与事实矛盾的东西尤其可以在解释部分找到；物理学家把错误引入其中，这是由于他希望把握实在而引起的。迪昂洞察到，当实验物理学进步到与一种理论对立并迫使理论修正或变换时，纯粹描述部分几乎全部进入新理论中，并把旧理论固有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带进新理论，而解释部分则被抛弃了，以便给另外的解释开辟道路。迪昂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种连续的传统保证了理论的生命的永恒和科学的进步。迪昂通过对物理学理论目的考察，不仅为物理学家的活动划定了范围，避免他们在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上纠缠，而且也恰当地说明了理论更替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大趋势。与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和否认“科学进步”的观点相比，也许更为可取一些。问题在于，每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也都具有求根溯源的本性，“画地为牢”能否使他们“安分守己”?形而上学不仅侵入到科学家的研究纲领之中(在许多情况下还是有成果的)，而且也融入理论的“硬核”之中，能否人为地把它分离出去?最绝妙的途径也许是：既接受形而上学的启迪，又不墨守形而上学的教条。当然，这不是一般人所容易做到的。但是，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的科学家却具有这种高超的本领 。
迪昂还谈到抽象理论和力学模型，并把欧洲大陆的和英国的物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在迪昂看来，任何物理学理论的构成都源于抽象和概括这两方面的工作。首先，精神分析大量具体的、不同的、复杂的、特殊的事实，并用定律(即把抽象概念连结在一起的一般命题)概述什么对事实来说是共同的和根本的。其次，精神考虑整个定律群；它用极为少数的、与某些十分抽象的观念有关的极其普遍的判断代替这个定律群；它选择一些初始性质并以下述方式形成基本假设：属于所研究的群的所有定律都能够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来，演绎也许是冗长的，但却是十分可靠的。基本假设和可以演绎出的推论的系统，抽象、概括和演绎的工作在我们的定义中就构成了物理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抽象理论。
欧洲大陆物理学家偏爱这种理论。他们的理论不管是解释的还是纯描述的，都是按照严格的逻辑法则构造的体系。作为不畏惧深奥的抽象和冗长的演绎，主要渴求秩序和明晰的理性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要求无缺点的方法贯彻始终。这种体系把若干十分清楚的公设(原理、假设)看作是其基础，并力图建立一个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极其严格的和有逻辑性的结构，每一个实验定律都能确切地容纳在这个结构内。这种理论的统一和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下述观念自然而必然的结果：思想的力量加于物理学理论，动摇这种统一和打破这种联系就是违背了逻辑原则或犯了错误。
对于英国学派的物理学家来说，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例如，开耳芬勋爵就这样宣称：“我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如何建造一个力学模型。这个模型在我们所思考的无论什么物理现象中都将满足所要求的条件。”“在我未能给一种事物建立起一个力学模型之前，我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如果我能够建立起一个力学模型，我就能理解它。只要我不能建立起力学模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它。” 开耳芬的话代表了英国物理学家的典型观点：理解一个物理现象与模拟该现象设计一个力学模型是一回事；从而，实物的本性必须通过设想的机械来理解，它的运行将显示和模拟出物体的性质。
这样一来，在英国物理学家的眼中，理论既不是解释，也不是物理定律的合理分类，而是这些定律的模型，这种模型不是为满足理性而建立的，而是为偏爱形象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摆脱了逻辑的统治。正是英国物理学家构造一种模型描述一群定律，构造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型描述另一群定律，而不管某些定律对于两个群是共同的事实。对拉普拉斯(法国)和安培(德国)之类的学者来说，给同一定律以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并坚持两个解释同样可靠，这是荒谬的。对于开耳芬和麦克斯韦学派的物理学家来说，对同一定律用两种不同的模型来描述，这并不矛盾。而且，这样引入科学中的解释根本没有震动英国人，反而认为它增添了额外的变化魅力。英国人的想像强有力，但却不像欧洲大陆人那样渴求秩序和简单性，缺乏构成抽象和概括的理论的方法。迪昂在另一处也讨论了抽象思想者和形象思想者的两种不同类型思维的特征及差异 。迪昂还进一步对力学模型方法作了分析和评价。他强调不要把类比方法与模型的使用混淆起来。物理学史向我们表明，探求不同范畴现象之间的类似，也许是构造物理学理论全部程序中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方法。物理学中的类比方法正是这样的方法，但它的利用常常使用更精确的形式，即代数方程等价。这种代数方程的对应是无限有价值的东西，它不仅引起思维经济，而且由于它容许人们把构造另一种理论的所有代数工具转移到一个理论中，也构成了发现的方法。类比在于把两个抽象的体系汇集在一起；无论已知它们中的哪一个，都有助于我们猜测另一个未知的；或者两个在都得到系统阐述时，它们互相都明晰了。在这里没有使最严格的逻辑学家惊讶的东西。力学模型虽然能够在发现的道路上引导某些物理学家，它还能导致其他发现，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它没有引起物理学的进步，倾入到我们大量知识中的份额似乎是相对贫乏的。事实上，开耳芬利用力学模型作为一种发现工具远不如作为一种说明方法。
二、物理学理论的结构
迪昂还就物理学的结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依次讨论了物理学中的量与质、事实、实验、定律、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假设的选择等问题。
迪昂认为，为了使在物体中所发现的一个属性可以用数字符号来描述，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来说，其充要条件是这个属性属于量的范畴而不是属于质的范畴；用比较容易接受的现代几何学的语言来讲，其充要条件是这个属性是一个数量。任何属于量的范畴的属性的基本特征是：量的数量的每一个状态总是可以借助于同一量的另外的较小状态的相加而形成；通过比第一个量小但与它同类的量的交换和结合操作，每一个量都是一个联合，它们是它的部分。
每一个不是量的属性即是质，起源于相加思想的测量不能对付质。但是，正如量不仅仅是用抽象的数确定的。而是由与它的标准的知识相关联来确定一样，质的强度也不完全是由数字符号表示的，而必须把适合于得到这些强度尺度的具体程序与这一符号联系起来。当然，作为一种质的不同强度标准的尺度，总是作为它的原因的具有这种质的一些量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迪昂在这里还提出了原质(primary qualities)的概念。所谓原质，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一定时期不能再分解、再简约的质。原质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今天不能还原为其他物理性质的质，明天也许将不再是独立的，也许物理学的进步将使我们在原质中辨认出性质的结合。为了给出一组尽可能简单的物理定律的描述，为了达到最完善的思维经济，在构造理论时，应该使用原始的概念或原质。显然，迪昂关于量和质的规定，是他形成物理学理论四个操作的头一步，即物理量的选取和测量。
迪昂把事实分为理论事实和实用事实。理论事实即一组数学资料，在理论家进行推理和计算时用它宋代替具体事实。在理论事实中，不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一切都是以精确的方式决定的。例如，温度以某种方式分布在某一物体。这里的物体是按几何学定义给出的；该物体每一点都有一个对应的温度；这温度对每一点而言都是一个数，它不与其他任何数相混。与理论事实相对的是实用事实，前者是通过后者翻译而成的。在这里看不到刚刚宣称的任何确定性了。物体是具体的块料；温度不是每一点的，而是某一体积内的平均温度；温度也不是某一严格的数，而是不超出某一范围。迪昂关于实用事实和理论事实的论述，使我们想起他的同胞彭加勒关于未加工的事实和科学事实的划分及观点 。
关于实验，迪昂认为，物理学实验是精确地观察现象，并伴随着对这些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用抽象的符号描述代替通过观察实际收集到的具体资料，前者借助于观察者所承认的理论与后者对应。物理学实验的结果决不是知觉一组具体的事实，而是形成把某些抽象的、符号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的判断。迪昂注意到，抽象的符号和具体事实之间可以有对应，但不是完全的对称；抽象的符号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具体的事实，具体事实也不是抽象符号的严格体现。因此，一个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成大量完全不同的实用事实；一个实用事实对应于大量的不相关的理论事实。这一双重的观察表明，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所形成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精制品。迪昂还看到，这种智力操作不仅体现在实验结果所获得的形式中，它在实验者使用的工具中也明确地显示出来，因为惟有现象的理论解释使仪器的使用成为可能。
至于物理学定律，迪昂认为它是符号的关系。正如常识规律是人借助于天然的工具对事实进行的观察为基础一样，物理学定律也是如此基于物理实验的结果。物理学定律对于实在的应用，需要知道或接受整个一组定律。常识的规律仅仅是一般的判断，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一判断，它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但是，物理学定律是近似的，对于严格的逻辑学家来说，它不能或者为真，或者为假。正由于任何近似的物理学定律都会随实验精度的增加而提高近似度，因而定律本质上是暂定的。对定律的价值的估计因不同的物理学家而异，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观察工具和他们研究所要求的精度，因而定律本质上是相对的。而且，总是存在着一些情况，使得通过定律关联起来的符号不能够以满意的方式描述实在，这又是物理学定律是暂定的一个原因。
关于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迪昂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见解。首先，他提出理论的实验检验在物理学中并不具有逻辑简单性。这是因为，不可能将想要检验的理论放在实验室的门外，没有理论就不可能调节任何一个仪器，或者解释任何一个读数。在物理学家的心目中，不断地出现着两种系统：一种是由他操作的玻璃和金属的具体系统，另一种是理论用以代替具体系统的公式的抽象系统，物理学家正是根据后一种系统进行推理的。于是，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割断物理理论与检验这些理论的恰当的实验程序之间的联系，这一事实以独特的方式使得这种检验变得复杂了，并且使人们不得不仔细地考虑它的逻辑意义。
其次，迪昂揭示出，一个物理学实验决不能否决一个孤立的假设，而只能否决一组完整的理论。其理由在于：一个物理学家决定证明一个命题的不正确性时，为了从这一命题推演出对一种现象的预测并进行实验以表明这个现象是否会产生，为了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并确认被预测现象没有产生，他并不仅仅限于运用被讨论的命题，他还运用他认为是毫无疑问而接受的一整套理论。因此，导致有争议的预测不仅仅是从遭到诘难的命题而来的，而是从这一命题加上那一整套理论而来的。如果预测的现象未出现，不仅被讨论的那个命题有毛病，而且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整个理论的构架都有毛病。实验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在被用于预测那个现象并确定它是否出现的那些命题中，至少有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在哪里，它却恰恰没有告诉我们。物理学家可能会宣布，这错误正好包含在他想要反驳的那个命题中，但他能肯定这个错误不在另一个题中吗?如果他能肯定这一点，他就隐含地接受丁他所运用的所有其他命题的正确性，他的结论的有效性无非是他的信念有效性。这样一来，物理学家决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而只能使一整组假设接受实验检验。当实验与他们的预测不一致时，他所知道的是，这组假设中至少有一个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改；然而，实验并不指明哪一个应被修改。因此，判决性实验在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判决性实验只能说明整个理论是否要修改，至于要修改哪一个假设，纯逻辑是无能为力的，这里需要的是物理学家的洞见(good sense)。那些并非来自逻辑而又引导人们选择的动机，那些“理智所不知道的理由”，那些对充分的“直觉的心灵”而非“几何学的心灵”而言的理由，就构成了所谓的名副其实的洞见。
关于假设的选择，迪昂讨论了逻辑强加在假设选择上的条件。逻辑既不要求我们的假设是某种宇宙论系统的结果，或者至少它们与这个系统的结果一致，也不要求我们的假设仅仅是由归纳概括的实验定律，逻辑不能提出这些不能满足的要求。逻辑强加于作为物理学理论的基础的假设有三个选择条件：首先，假设不是自相矛盾的命题；其次，支撑物理学的不同假设不能互相矛盾；最后，假设将以这样的方式选择，由此出发，作为一个整体的数学演绎能够推出以足够的近似度描述整个实验定律的结果。只要理论家尊重这三个条件，他就享有完全的自由，他可以以他乐意的任何方式为他将要构造的理论体系打下基础。在迪昂看来，物理学有两个源泉：其一是常识的确定性，其二是数学演绎的明晰性。但是，假设却不能够从常识提供的公理中演绎出来。假设不是突然创造的产物，而是逐渐进化的结果。假设的提出和选择缺乏任何指导或法则。在从经验事实到假设之间没有逻辑通道这一点上，迪昂的观点与彭加勒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有共同之处。
参考文献
关于迪昂的生平、思想和工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D. G. Miller, Ignored Intellect Pierre Duhem, Physics Today, No.12, 1966, pp. 47~53.
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Philip P. Winn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 S. A., 1954.
E．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T. J. McCormack,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60, Chapter Ⅳ, SectionⅣ.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
W. Thommn, Lectures on Molecular Dynamics and the Wave Theory of Light,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884, pp. 131, 270.
P. Duhem, The Evolution of Mechanics, 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 ＆ Noordhoff , Maryland, U. S. A., 1980, p. 97.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13--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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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对古代哲学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是易传对易经所作的哲理角度的阐发。《易经》中蕴藏着哲学思维的萌芽,但是仅仅提供了向哲学体系发展的可能。《易经》把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看作是由阴阳对立的交互作用而引起的,它包含着矛盾对立的概念和发展变化的概念。《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太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正反卦都表明了易经把矛盾关系看作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关系,体现了原始的辩证思维方法。《易经》从卜筮迷信向易传的哲学体系转化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的需要以及传统的天命神学思想的动摇相关的。《易传》的哲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酝酿成熟的。
《易传》共有十篇,又称十翼。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它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广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企图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进行理论概括,但是这样一个抽象思辨的内容是利用了《易经》原有的卜筮框架来建构的。易传非常注意对立面的平衡和稳定,重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强调发展变化。《易传》的作者用阴阳范畴全面解释了这一对基本符号,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原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易传》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具有阴阳的性质,不仅自然现象的气上有阴阳,天地、风雷、水火、山泽、有阴阳,社会现象上的君臣、父子、夫妇有阴阳,而且数学上的奇偶,品性上的刚柔,道德上的仁义,以及行为上的屈伸进退等也都有阴阳,天地万物的变化运动都可归结为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运动。其中一方面用“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来强调事物差别,对立变化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主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强调综合,统一在物体形态中的功效。《易传》中还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指出肯定的论断包含着转化,而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来说明“变则通”,进一步指出了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这些命题都朴素地表达了事物的发展是对立面矛盾而又统一的思想,构成了中国辨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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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川上儿子说：死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 他这句话的意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3、 首先，在道教思想方面，老子和孔子一样，经常用水代表人生哲学。老子教我们如何用水。中国有句老话说，人们爬得高，水往下流。
4、 这叫林黛玉！为什么不生肺病？你为什么不那么痴迷于死亡？不管他是谁埋了你，他死了就死了。说到这里，龚定庵的诗比林黛玉好多了。他的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的，变成春泥更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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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初步学会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社会，去解决日常生活中和其他学科学习中的问题，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想让学生参加一些实践活动是最能起到成效的。因此本文就如何让学生自主设计并开展一些实践活动作了具体说明。
教育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听来的就会忘掉，看到的可能记住，做了的就能学会。在贯彻和实施新课程标准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让学生在“做”中求发展，在“做”中求创新。《数学课程标准》将“实践与综合应用”作为“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相并列的学习领域。探究数学实践活动这一概念的内涵，我们不难发现数学实践活动是指“教师结合学生的有关生活经验和数学知识背景，引导学生以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方式，开展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实践证明，学生在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生活并设计应用数学的实践活动中，真切地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也体验到数学的价值与魅力，从而增强了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例如，在教学了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计算内容后，大部分学生对表面积与体积的计算方法易产生混淆。我除了让学生顺向学习外，还通过置换反思来辨析错误，加深认识。我说：“请同学们设计一个实验性的活动来证明求体积用底面周长×高是错误的，可以吗？”学生明确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提出设想，然后筹集材料，开展验证性的实验。在小组汇报交流时各展所长，方法多样。方法一：用圆柱形罐头装满了水，倒入量杯中测出水的体积，然后再测量出圆柱形罐头的底面周长和高，求出它们的乘积。这时将计算出的结果与用量杯测出的体积相比，就能发现结果不符，得出只有用“底面面积×高”算出的积才比较接近圆柱形罐头的容积。方法二：将两张一样大的长方形硬纸板分别围成两个高低不同的圆柱体（分别用长方形的长、宽作高），这样围成的形体，底面周长和高都是相等的。我们把它们平放在木板上，里面装满沙（不要压紧）。通过称量，学生发现两个形体所装的沙的体积是不等的，就可以从反面推断出底面周长×高不能准确地反映容器体积的大小，因此，计算体积不能用底面周长×高。以上反思性的实践活动，它既能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又能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学习和发展。
例如，六年级“百分数的应用（二）”一章教学结束后，我问学生：“学了这一单元的内容后，你们是否留心过身边有关利息、折扣的现实问题？请你们以小组为单位，自己设计、开展实践调查活动”。学生兴致勃勃地利用午间及双休日的时间，纷纷走上街头，走进银行、储蓄所，走访叔叔、阿姨，发现了较多的关于利息、折扣的现实性问题，并把所获取的信息记载下来。在汇报交流中，出现了大量来自生活实际的知识信息，以及学生自编的利息、折扣的应用性问题。这次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生活化的数学也更走近了学生。
越来越多的教学实践证明：“如果把学生数学学习禁锢在单一的课堂教学内，局限在封闭的课程体系内，剥夺学生自由支配学习时间和空间的权利，那么数学教育只能逼着学生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缓缓前行，更无从谈培养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了。”因此，我们要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向实践，参加“用数学”的活动，让学生到大千世界中寻找数学问题的原型，用数学知识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数学问题和非数学问题。
数学与自然及人类社会是密切联系的.，而人类社会又是综合性的。学生在走向社会后，碰到实际问题一般都需要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去解决。因此，我们在开展学科实践活动的同时，也注重让学生参与设计综合性实践活动。经过实践，我们发现其收效是多方面的。
在本学期中，我发动学生寻找综合实践活动研究的切入点，经过讨论、设计，学生提出了较多有价值的方案。如“我为新校画蓝图”、“学校的银杏树”等。这种综合性实践活动，采用采访、调查、设计等多种形式，融汇数学、自然、历史、美术、写作等学科知识，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学校的银杏树”这一活动，学生采访自然老师，了解到银杏这一树种丰富的自然知识；访问老教师，了解学校这两棵银杏树的历史；走近银杏树，量量、抱抱、估估、测测，真切感受其大、其高；采集银杏叶制作植物标本，估算这棵银杏树叶子的数量；回味该活动，最后再用文字介绍学校的银杏树……一系列活动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学到了立体的、多方位、全面的综合性知识。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设计、自主创新，各种思维在无限的时空领域纵横驰骋、自由翱翔，学生在登上这个综合性台阶中各种能力得到了推进，也品尝到了实践带来的无限乐趣。
面对数学实践活动这一新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我们应该敞开胸怀，让学生在自主设计、主动参与、合作实施、真情体验中，获取活化的知识，增长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创造的潜能，感悟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这样，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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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什么？百度百科上的定义是，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世界观是对世界的认识，方法论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
科学是什么？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就是各分科的学问所组成的知识体系。这里所谓的学问是指系统化理论化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是具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先有哲学后有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指导，科学是哲学思想下具体的成果，反过来也是对哲学的印证。
根据上述的定义和关系，再梳理下哲学的概念。
哲学不是科学，就是说不是具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提供的是切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或视野，具体地说，就是指导思想。比如唯心和唯物，显然唯物就是科学的出发点，讲求物质的客观性，是需要经得起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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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是具体的理论，虽然有理论，但一直在更迭和发展中。如果哪天哲学思想固化了，科学也就到了尽头。哲学真正的精髓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学说，而是对固有学说或思想的反思，也就是批判。
在固有思维下任何发展都有尽头，因此新思维的出现打破了旧的枷锁，但同时又上了一把新的枷锁。哲学就是在为了不断打破思想的枷锁而存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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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教育学家。在思想上，他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使实用主义最终达到完善。
杜威的教育观是一种崭新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建立在对前人学说的系统地批判与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在杜威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政治观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在美国社会工业化、民主化的现实基础上。这种教育观的直接目的是试图通过活动性、经验性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可以说，这种教育观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希望通过教育这种手段使不完善的美国社会走向更为完善的理想之境。
胡适先生作为他的学生，曾经热情地把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类队的周围环境，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中，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所谓“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为解决“人的问题”。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杜威先生对于教育的阐述。通过实用主义的透镜原本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会变得很简单。
在这种平民化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杜威先生对教育做出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换句话说，即每次所得的经验，和已有的经验相融合，重新加以组织。这种重新组织的经验又成为以后的参考和工具。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教育。这种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从感情方面使儿童有社会的兴趣及感觉，知道自身以外，还有社会、还有别人;从知识方面，给他社会上必须的知识;养成实行的习惯，使他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与此同时，杜威先生明确指出旧式教育的重大弊端，他说：
“旧式的教育单是教学生在一条路上走，不许逸出轨道，天天如此。这种刻板的、无用的教法，虽然所教的东西只是一提头，就能往下背诵，但一试用到别处就没用了。故旧式的教育无论它怎样承认读书、写字、算学都是养成习惯的东西，而它所养成的习惯总是孤立的、死的、呆板的，而不是可以用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便是这学来的知识、经验没有和学生本身的经验相融合，甚至是不相干的。
因此杜威先生继续说：
“(旧式)学校的最大坏处，就是先为学生悬一个很远的目的，以为现在所学，都为预备将来入社会之用，现在虽与生活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得用。于是所学与所用，完全不能贯练。不知学校的生活必须处处与社会的生活有关，使学生对于学校的生活生出浓厚的趣味。”这样的学校教育，“耽误学生的光阴;减少学生对于现在生活的趣味，不注意于现在而希望将来;使我们评判儿童的成绩没有自然的标准。”
说到评判，杜威先生对记分考试的方法持否定态度，他说：
“这不是评判儿童成绩的真方法。若真要评判儿童的成绩，那么应该看他们今天比昨天长进了多少，从前的缺点现在补正了没有，从前没有发展的能力和兴趣现在发展了没有。总而言之，现在比过去是否进步。这才是评判儿童成绩的真方法。”
最后，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这是当今教育一个最大问题：教育还是注重养成心理的习惯，如虚心、知识的诚实、责任心呢?还是只要读书多，在成绩展览会中可以出风头就够了呢?倘注重前一说，那么教了这些科学，并不是当做最后的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用以养成虚心、诚实和有责任心的人格。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杜威先生的这些精辟论述只是他教育哲学的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学说并不像很多的庸俗的学说那样经不起实践，杜威先生亲自开办学校，实践和改进他的学说，在美国被称作“教师的教师”。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即使是现在听起来仍然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畅快。为什么?学生们的心早已被传统的教育挤压变形了。
引领东方，杜威先生所描绘的新式教育仍然让人无限神往。
当科学和艺术这样携手以后，支配人类行动的最高动机已经达到了，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力将被激发起来，人类本性中可能达到的最好的事业便有保障了。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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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设计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意识现象的认识及其成果。哲学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人类一切认识的过程及其成果。 设计是从人类需求出发，改变原有事物，使其变化、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是协调人-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同
关键词：思想哲学论文
一、设计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意识现象的认识及其成果。哲学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人类一切认识的过程及其成果。
设计是从人类需求出发，改变原有事物，使其变化、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是协调人-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是解决问题构思方案的过程。柳冠中强调：设计应被证实是人类未来不被毁灭，除科学和艺术之外的第三种智慧和能力。设计是一种探寻满足需要的视觉化活动，这是从设计论的角度回答设计，需要是设计的目的，决定着设计的功能，满足是设计的目标，设计的特征是探求设计化活动。该定义揭示出设计的属性：设计是一种探寻活动，目标搜寻活动，创造活动和问题求解活动;设计目标遵循满足原则;设计来源于需要，需要是设计的动力和源泉，需要解决着设计，需要是设计之母;设计的特征是视觉化，设计与设想不同，这种视觉包含了文字，符号，草图，图样，模型，动漫，计划，方案等。设计目标是表现设想，指导生产，设计是一种设想信息视觉化的过程;设计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实践活动，是设想之后和生产之前的活动。
总之，设计和哲学都是思想的产物。只不过设计可以由多人来完成，也是可以创新的。而哲学是有社会限制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只能有一种统一哲学。因为他们是两种思想产物，所以，设计理念会有一定程度基于哲学，而设计的产物又会反促进新哲学的形成而达到社会的转型。
二、哲学对设计的重要指导意义
“思想是设计的灵魂，文化是设计的最高体现。”设计师的设计构思过程是思想活动的过程，设计作品的呈现则是思想的最终呈现。设计作品的流通，是消费者与设计师之间的思想交流。思想在设计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思想，作品就会枯竭，没有生命存在的意义。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类思想的最高体现、精髓所在，是属于人类社会的第二空间——精神领域。设计是物质的，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是属于人类社会的第一空间——物质社会。两者相辅相成，设计作品可以是哲学思想的载体，哲学同样可以指导、影响设计作品。一件成功的设计作品必定承载着设计师对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
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设计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比如在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建筑等设计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体系的理论精髓，这些思想体系形成了富有浓郁东方特色的设计文化。在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都深深地影响着设计的发展方向。
三、哲学思想在设计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我国现代设计的宝贵财富，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设计思想体系的确立和审美特征的形成，离开传统哲学，就无法理解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有助于提升现代设计水平，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设计。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设计思想的影响不但体现在世界观上，还体现在方法论上。对它们的演变、转化和融合的分析研究，将会使我们受到启发。我们还应当能将其翻译成世界能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这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也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传统图形太极图正是哲学观点的表现，太极图以黑白两块预示旋转而相互交融的色块，代表两极。它表现一种阴阳对立、相互转化的世界观、物质观，概括出中国传统哲学空间。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有些海报也表达出这一哲学思想，如陈放先生以“胜利”为名字的海报，正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体现。残破的胜利手势，预示敌对的后果。同时，揭示了两极相生、互为转换的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京剧表演艺术中很讲究“武戏文唱”的境界，这反映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也正体现出中国人的性格以及处世哲学。如果能将这些哲学境界应用到我们的设计创意中来，也许会是设计创意的最高境界。
四、设计的价值与设计师的职责
设计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带给人们精神上的享受。人们在消费设计带来实用价值的同时，更多地是在消费设计所传达出来的象征、感觉、气质、信仰等符号意义，设计的文化价值更加被突出了。随着商品经济在全球的飞速发展，设计开始成了营销手段，大量的生产和消费极大地浪费了地球有限的资源。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商业性、浮夸性的设计误导着大众的审美和价值取向，设计的商业价值被无限制地夸大，从而造成了设计目标和文化价值的偏离。西方传统哲学思想是一种主、客两观对立的自然观，“以人为本”、“人类中心主义”曾经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它的实践建构了现代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人”逐渐代替了众人的“人”，资本成了主宰世界的无形的手，因而导致了上述设计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对这一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的设计消解人本主义中人类中心论者的狂妄贪婪，重建人与自然亲和的生态关系。
当代人类社会己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设计师必须用有机性体的观点将单个设计对象置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整体系统中去考虑，要把设计纳入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哲学之中予以重新思考和审视，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掌控，来引领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合格设计师肩负的职责和工作方法。
总结
在谈论哲学时我总会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各个历史时代都有自身的设计文化与主流思想。但是，我们的设计发展并不乐观。西方的设计思正潮肆无忌惮的侵蚀着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设计哲学与造物文化逐渐被人淡忘，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已经成为广泛共识的时候，很多当代设计师对传统的借鉴往往只是通过对传统符号的加工、修饰、复制、拼接而批上了传统的外衣。而没有热情和耐心去寻找、发现那些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保存于传统文化载体之中，抹不掉也拿不走的民族印记。当今，在小小的“地球村”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各国自身的文化遗产成为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在哲学的影响下，更好地去完成传统文化的传递与传播也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设计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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